• 当你加入一个团体，不管它是1938年的长沙临大旅行团还是2021年的欧洲观光团，你就自动接受了它的利弊。你省却了计划每一步的麻烦，也不必去费心了解相关的知识技能，但与此同时，庇佑于团队的羽翼之下，你也或多或少失去了时刻应对外部变化挑战的机会，而这正是旅行者应该培养的。
  
  
• 京滇公路是战时运输最重要的动脉之一，最终他们会亲眼见证中国西南地区的(至少部分)真相，“…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这是出发前闻一多摆着头说的话，“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大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山区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国难当头，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 张伯苓
  
  
• 他有个说法，每年总要过若干天最简单的生活，试一试一个人最低生活究竟可以简化到什么限度。 — 李继侗
  
  
• 赵元任走之前和妻子商量，家这么大，带什么东西走是好？想来想去，结论是钱买不到的东西最要紧。
  
  
• 乱世读书是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发乎本能的世界观，更是他们解决内心危机的方法论。
  
  
• 记录西南联合大学三校间摩擦的史料不多—但或许正是这类偶发时刻，以及人们各自的选择(放手、隐忍、承担等等)，最终促成了联大往后的奇迹。
  
  
• “裹在棉服中、双手揣在袖子里的生活必须以我看来的低调进行；你的目标就是保持被动；于是为人熟知的神秘的东方式平静便出现了。而有关将欲望减少的智慧便特别明显了；你少吃，少睡，少做事。”
  
  
• 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说，在烦闷苦恼的时候拿下一本书倒可以静静地看下去，完全愉快的时候反而不行了……生活安适的人们，大概对于书的需要并不是那么迫切吧。 —穆旦
  
  
• 中国的战时现实使得这些年轻人有时欢乐、鼓舞，有时又愤怒、苦闷。
  
  
• 所谓命，所谓福气，恐不能不信，本来物质无保障之时，一切只有听凭信仰命定哲学。
  
  
• 但我辈做事，亦不必聚在一处，苟各自努力，认清方向，迈进不已，要当殊途同归也。
  
  
• 有人记述当时学生的各种反应，“中国必亡—君不见埃及、罗马…历史是没有怜悯的。”说完话搓搓手，好像在学术上有了重要发明，这是一类；喝酒，竭力不谈国事，也不念书，拿甜蜜的琐屑回忆来弥补新来的巨大创伤，那是一类；浑浑噩噩，跟着别人恐怖、愤怒、高兴，这又是一类；大多数同学则一方面抱住讲义，可是不太“爱”着讲义，一方面对战局略有关心，可是并不“非常”关心！一方面做梦太平日子的到来，可以按部就班地飞黄腾达，同时却又愿意舍身报国，死而不怨…他们无可奈何，犹豫、矛盾，而苦闷了，有点儿可怜…
  
  
• 在讨论为何需要阅读时，美国作家Jonathan Franzen精确描述过那种“好想独处，好想读点书”的感受，这一类人总是时不时要从现实世界的社交中抽离出来，与他们“从小就习惯的、来源于阅读的想象社群重新建立联系”。
  
  
• 纳博科夫在回忆录《说吧，记忆》以类似描述开头：“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
  
  
• 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
  
  
• 时间都去哪儿？这不是一个36岁的人对既往岁月泛泛的遗憾或悔恨，而是想要更精确地回忆：我把那些日子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真正宝贵的，其实是时间啊。
  
  
• 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
  
  
•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中写过一位49岁的音乐家，她对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感到迷茫，“现在我就经常在想：那些人都去哪儿了？我在90年代的街头上见到的那些好人，如今都在何处？他们怎么样了，都离开了么？”你可以说这追问是天真，但它也是最深沉的悲痛：那些好人都去了哪里？
  
  
• 一个学生和一个军人，对于战争的认识，当然不会一致。从不离开学校的青年学生，很容易把“战争”二字看成一个极其抽象的名词。这名词包含了美丽同恐怖、荣誉或悲壮，血与泪，爱与毒，百事综合组成一章动人伟大的诗歌。至于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呢，战争不过一种“事实”而已，完全是一种十分困难而又极其简单的事实。面对这种事实时，只是“生”和“死”，别无他事可言。…一个军人对战争的态度，就是服从命令，保卫土地。无退却命令，炮火虽猛，必依然守定防线不动。死亡临头，沉默死去，腐烂完事。受伤来不及救济，自己又无力爬回后方，也还是躺在湿湿的泥土凹坑中，让血液从伤口流尽，沉默死去，腐烂完事。若幸而脱出，或受伤退下，伤愈后别无他事可做，还要再做准备，继续上前，直到战争结束或自己生命被战争所结束时为止。在生和死的边际上，虽有无数动人的壮烈惨痛场面，可是一切文学名词完全失去其意义，英雄主义更不能生根。凡使后方年轻人感动的记载，在前方就绝不会有谁感动。大家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忍受。为国家前途，忍受。为个人出路，忍受。
  
  
• “…我看黔滇间公路上所用的车辆颇感到一点同情，在中国做人同在中国坐车子一样，都要承受那种待遇，磨到焦头烂额，照样有人把你拉过来推过去爬着长长的山坡。你若使懂事多了，挣扎一下，也就不见得不会喘着气爬山过岭，到了你最后的一个时候。”
  
  
• 仅仅让我们远远地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做一番鸟瞰，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浪费惊人的世纪：浪费掉了机遇，浪费掉了资源，也浪费掉了生命。在外辱入侵和占领的困难与内政如此的无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目标明确的国家建设？[…]可就像史景迁说的，一旦了解了更多他们的故事，那些亲切又感人的细节，你就会清晰地感受到他们迸发出的生命之光。
  
  
•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 — 北岛
  
  
• 想必是多与青年的人接近，似较胜一筹，但是我精力大减，不能耐苦，亦是遗憾。看外国人六七十岁，尚精神弥满，事业鼎盛，我自己又觉得很惭愧。所以以后要特别注意身体之休养，精神之健旺为至要。
  
  
• 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微细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 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
  
  
• 纪录片：大后方 - 部分反映了抗战叙事的尴尬：习惯了官方话语的人会觉得他们知道得已经够了，而远离这话语的人又往往被抗日神剧搞坏了胃口，相关题材一概避之唯恐不及，说到底，都是历史的语境被抽离、被架空的结果。
  
  
• 湘黔滇旅行团的长征是英雄主义的，它也许不是必需的，但有很多英雄主义的东西都不是必需的。“最终，这转化的目的是，让这些年轻人在面对那些选择投笔从戎的同学时，从内心相信：参加徒步、继续读书同样也是爱国的表现，而这最终成为西南联大精神的奠基之石。”
  
  
• 当美国知识分子站起来批判社会时，他们常常引用杰佛逊，而当闻一多这么做时，他常常引用屈原。
  
  
• 他说的折腾我也颇有同感，这趟徒步之行一个非常真切的感受，就是折腾。无论是对环境的破坏和保护，还是对文物的践踏与修复，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折腾，在一次一次地回到原点。…用佛法来说，就是成往坏空。
  
  
• 不过，作为一个疏离者，我有时确实喜欢“投入”这个词，就像你很难讨厌热烈生活的人一样。人生苦短，像个少年一样投入吧，体验吧，燃烧吧，纵身一跃吧，哪怕你改变不了什么，哪怕你一点儿都不重要。
  
  
• 你们所走的程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山河，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是有如何伟大的帮助啊！
  
  
• 徒步是学生们的志愿与热情的某种象征。它给人们心中灌输了尚武精神和团结抗日的决心。[…] 以这样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湘黔滇旅行团在精神上的转化得以暂时完成：“救国”与“启蒙”，鱼与熊掌在特定时空下可以兼得。
  
  
• 中国仍然在承受着剧烈社会失衡的后果，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者与工人农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教育性的鸿沟，任何希望使二者建立联系的进步的统治者都需要开展多年的文化重建工作。
  
  
• 战争可能使精英和大众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但这种经历对他们有不同的意义。对于知识分子，贫穷困顿是为了国家事业作一时的牺牲，对于群众，这种牺牲是长久的，贫穷也是长久的。
  
  
• 就是季羡林说的，一种原罪感，就是觉得自己本身就是罪人，什么都没做就是罪人。
  
  
• 谁知道就这样完了。人生很不圆满，有头无尾，令人莫名其妙，谁写这种剧本该打屁股。咱们一混想不到就是六十岁了，这个可怕的岁数从没有和自己联系起来过。好像还没有准备好，便要让你来扮演老人；以后又是不等你准备好，就让你下台。想到此，很有点自怜之感。而且世界也不总是公平待人，它从不替你着想，把最适于你生长的地方让给你，而是胡乱塞给你个地方，任你自生自灭…我记得咱们中学时代总爱谈点人生意义，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也可以说是已解决，那就是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了。没有意义倒也好，所以有些人只图吃吃喝喝，过一天享受一天。只有坚持意义，才会自甘受苦，而结果仍不过是空的。
  
  
• […] 透露了自己精神上的苦闷：怀念故国山川和乡中父老，但不愿意回大陆，亦不愿去台湾。唐邀他来香港，他说如果在美国实在待不下去才会来投靠。韩裕文一说起国民党政客便非常激愤，觉得他们有误国之责。他不赞成青年把理想寄托于马列主义，但也看不出有什么地方可以寄托青年之理想。他想要过真正严肃的人生，觉得美国一般大众过于浮动，学院派又闭门于逻辑分析工作。他说归根到底我们需要努力，在精神上先自立，可是他也清楚中国人民生活困苦，这困苦是中国赤化的原因。他还向往社会主义之平等精神，觉得美国贫富太悬殊不足为法。他在美国也总是精神不安，常有孤寂之感，觉内心情怀，无可告语。总之，他每每述说零零碎碎无数烦恼，待他去世后，唐君毅重读他的若干来信，加以合起来看这正是代表今日最典型的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感想与应有的烦闷与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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